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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介绍下阿斯奎斯家族，1925年封爵，传到雷蒙德才第三代。开山怪是雷蒙德的曾祖父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H H Asquith）。HH出身平民家庭，考上牛津当律师后来又从政最后成了首相并封爵。阿斯奎斯子爵为附属头衔，供继承人当礼节性爵位使用，雷蒙德长时间用这头衔。阿斯奎斯最初想要牛津伯爵，然而此时已有两个家族当过了，面对他们的反对，才不得不另择头衔——最终以“牛津与阿斯奎斯伯爵”作为折中方案，日常交谈及书信中则简称为“牛津伯爵”，此举仍令其他家族不爽。

　　在奥列格被召回前两年，雷蒙德任军情六处莫斯科负责人，官方身份是英国大使馆一等秘书。上任前，维罗妮卡（皮姆利科计划制定者）告知了计划，并让雷蒙德和妻子克莱尔（书中化名卡洛琳）在英国体验了一把，以便于他们认真执行。克莱尔并不是间谍，但间谍的家属经常被当免费劳动力使用。跟奥列格一样，雷蒙德也觉得有太多不确定因素了，不可能成功。但他还是认真对待，按维罗妮卡的意思，不管奥列格是否在莫斯科，皮姆利科计划都要定期执行，以免让克格勃察觉到某种规律让他暴露。

　　6月15日奥列格甩掉了第六局借调来的人来到了接头处，等了十分钟都没发现拿哈罗德商场塑料袋的人，只能离开。随后去疗养了两个星期。他原本烟酒不沾，但现在开始抽烟喝酒。他思考作为克格勃的莱拉会不会卖队友。他决定试探一下，借着酒劲提议去莱拉的阿塞拜疆老家探亲然后甩掉监视的克格勃跑路。莱拉说别开玩笑了。奥列格就明白了莱拉不会跟他跑，他也不能带走两个上幼儿园的女儿。但这样哪怕克格勃审讯莱拉也只会得到错误的逃跑计划。

　　然后需要接头点：早在1978年，军情六处莫斯科站负责人奉命在靠近芬兰边界处寻找合适的接头点，以便接逃亡者上车。他以购物为由从列宁格勒驾车去芬兰，途中找到了可以接奥列格上车的停车点，离苏芬边界约36英里，靠近标有“836公里处”（表示从莫斯科至此的距离）的路标。10英里外的民兵哨所监视所有的来往车辆，尤其是外国车辆。停车点距路标和哨所的距离大致相当。如果军情六处的车在此处停留几分钟，且没被克格勃跟踪的话，民兵哨所应该不会察觉到异常。

　　离开英国前，雷蒙德和妻子克莱尔获悉了“皮姆利科”计划的内容。他们看了奥列格的照片，对传递暗号和潜逃计划的细节进行了演练。维罗妮卡向他们描述了奥列格，但没有透露真名，他们称呼他为“皮姆利科”。莫斯科情报站只有五个人知道潜逃计划的事：雷蒙德夫妻，雷蒙德的副手、即将接任站长的亚瑟·吉和妻子瑞秋，以及军情六处秘书维奥莱特·查普曼。子爵夫妻在莫斯科任职的两年期间多次开车往返莫斯科和芬兰以熟悉潜逃路线和汇合点。

　　潜逃计划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启动：奥列格必须手拿西夫韦超市的塑料袋，在七点半到达面包店。塑料袋印有大大的红色S商标，在莫斯科单调的环境里十分醒目。他在西方工作和生活过，因此并不会太奇怪。作为额外的识别标志，奥列格还应该戴灰色皮帽，穿灰色裤子。当军情六处官员发现奥列格拿着西夫韦塑料袋在面包店等候时，会从他身旁走过，对逃跑信号进行确认：手持哈罗德百货的塑料袋，嘴里吃着奇巧或玛氏巧克力棒，这人还会身着灰色衣物并进行短暂的眼神交流，但不会停下来。

　　检查的方式并不固定。维奥莱特可以从住所外的楼梯间里进行观察。轮到雷蒙德和亚瑟时，他们会步行去查看，或在开车回家的路上顺便看看。“必须发动想象力，不停地变换方式，不让那些监视和监听人发现套路。为了符合行动的时机，我们编排了无数场人为营造及人为打断的对话。”行动人员手头都存有很多巧克力，以时刻准备发出暗号。“大衣口袋、手提包和汽车杂物箱里存放了大量发霉且没有动过的巧克力棒。”雷蒙德后来表示他吃巧克力吃出工伤。

　　“亚瑟肯定没看到，”雷蒙德想着，暗暗埋怨道，“我一下子紧张起来。”他捅了捅克莱尔，指了指马路对面，在仪表盘上划了个字母P（代表“皮姆利科”）的形状。克莱尔尽量不从座位上转身去看：“我绝对知道他的意思。”雷蒙德有十秒钟掉头回去，表示收到了暗号，汽车杂物箱里有巧克力棒。但克格勃盯着，任何反常行为都会立刻引起怀疑。克格勃通过窃听得知他们要赴宴：如果突然掉头下车，在人行道上边走边吃巧克力棒，会让克格勃对计划有所察觉。“我继续向前开，感觉整个世界一片黑暗，我做错了事，尽管是出于正确的原因。”晚宴糟透了。举办宴会的是个思想陈旧的官僚，整晚“都在谈论斯大林有多么伟大”。雷蒙德想的全是那个手拿西夫韦塑料袋的间谍，他等了半天也没等到手拿巧克力棒的人出现。

　　瑞秋突然感到背部剧痛。尽管她颇有活力，但过去得过哮喘和其他病，克格勃也知道。她和丈夫将获准去赫尔辛基求医。好友克莱尔（雷蒙德妻子）会提议她和丈夫也一起前往，“在那里过个周末”。两对夫妇将各开一辆车，约定同时在芬兰首都购物。雷蒙德夫妇将带上十五个月大的女儿弗朗西斯，将另外两个孩子留给保姆照料。“我们觉得带上孩子是更好的掩护。”他们会参加周五的大使酒会，之后立即出发，连夜开车赶往列宁格勒，然后越过芬兰边境，赶在周六下午晚些去赫尔辛基与预约的医生见面。

　　但出现了另一个严重问题。想开车离开苏联，外国外交官需要获得正式的许可与特别牌照，官方汽修厂只营业到周五中午。亚瑟的福特车顺利地换了牌，但雷蒙德的萨博车却被退了回来，因为克莱尔没驾照（苏联驾照上个月被偷了）。为了领新驾照，她把英国驾照交给了领事当局。现在英国驾照尚未被归还，新的苏联驾照也还没领到。外交官独自开车是不被允许的；没有一名拥有有效苏联驾照的副驾驶员，雷蒙德就无法获得官方牌照；而没牌照，他们就无法离开苏联。

　　星期五中午十二点，克莱尔和瑞秋准备物资，她们放了几个空旅行袋装样子，给小婴儿弗朗西斯准备了旅行包，还有野餐的食物。七年前首次整理的逃跑装备，之前存放在使馆保险柜里：水瓶和儿童用的塑料“鸭嘴杯”，用于小便的两个大空瓶和四张“太空毯”，即具备热反射功能的塑料薄毯，以减少由于体温过低或体力消耗过大造成的热量流失。据说苏联边境检查站装有热传感器和红外摄像头，能检测出藏匿的人员，但军情六处没人知道这一技术的工作原理，或它是否真的存在。逃亡者必须脱剩内衣裤，然后再盖上毯子；后备厢里会很热，他们的体温越低，被嗅探犬发现的可能性就越小。

　　雷蒙德急忙伪造了一份英国大使发给苏联外交部的正式抗议照会，表达了对武官车辆被搜查的不满，认为此举侵犯了英国的外交豁免权。照会并未发出，但雷蒙德带了一份，并用俄语写下了《维也纳公约》的相关条款。如果边境上的克格勃想搜查车辆，他会拿出这份伪造的文书。但不能保证有用：如果边防人员想看后备厢，任何官方抗议也阻止不了。秘书维奥莱特在可溶纸上敲出了计划的注意事项。如果他们被抓，备忘录“可用水溶解，实在没有办法也可吞下”。极端紧急的情况下，小组成员可以将行动的证据吃掉。

　　下午四点，奥列格第四次甩掉克格勃，上了去列宁格勒的火车。晚上七点，新大使的接风宴非常成功，酒会结束后，维奥莱特取出“皮姆利科”的“医药包”，交给了雷蒙德：为大人准备的镇静剂以及用来麻醉两个惊恐不安的小姑娘的注射器。夜里十一点，军情六处的人开着两辆车离开莫斯科。监视他们的克格勃汽车只有一辆，跟着走到市郊的索科尔后就离开了。驶入高速公路后，雷蒙德和亚瑟没发现明显的跟踪车辆，但这并不能让人放心。在每条主路上，每隔一段距离都设有国家车辆检查局哨所，当受到关注的车辆驶过时，哨所会使用无线电提醒下一处哨所注意，如需必要还会联系部署在视野以外的监视车辆。

　　如果成功抵达会合点，那么后备厢的东西就要拿开给奥列格和家人腾地。在雷蒙德和亚瑟清空后备厢的同时，瑞秋将准备野餐物品。而克莱尔将抱着弗朗西斯走到停车点入口处，查看道路情况。“如果有任何不对劲，她会摘下头巾。”但如果一切正常，亚瑟会打开汽车引擎盖，向“皮姆利科”发出可以出来的信号。讲话会被窃听，因此整个过程只能默默进行。如果只有奥列格一个人，那他就藏在亚瑟车的后备厢里。福特车的悬架比萨博车高，多出一个人的重量不会过于明显。“亚瑟在前面带路驶出会合点，”雷蒙德写道，“我在后面保护，防止有人突袭后备厢。”

　　这条路他们走过几次，雷蒙德和亚瑟都知道，拐弯处就在前方几英里。他们的车瞬间加速到140公里每小时，尾随的几辆车已经被落了500码远，距离逐渐拉大。在接近836标记点的地方，公路突然变直，出现了约半英里的低洼路段，然后路面又再次升高，并出现向右的急转弯。拐弯处在大约200码外的右侧。停车点会不会藏满了苏联人的伏兵？克莱尔不知道丈夫是要去接人，还是开过停车点继续向前走。亚瑟也不知道。事实上，雷蒙德自己也不清楚。

　　现在是下午2点47分。“上帝啊，千万别让他们看到扬尘。”瑞秋想着。他们从车里出来后，听到了三辆拉达车的引擎声从主路上呼啸而过，离另一边的树木不到五十英尺远。“如果他们有人看一眼后视镜，”雷蒙德想，“他就会看见我们。”引擎声逐渐远去。扬尘已经散去。克莱尔系上了头巾，抱起弗朗西斯，往停车点入口处的警戒点走去。瑞秋按照剧本拿出袋装食物，铺好了野餐地毯。雷蒙德开始将后备厢的行李搬到后座，亚瑟走到车前头，准备在克莱尔发出安全信号后，打开引擎盖。

　　二十分钟后，两辆英国汽车已经行驶在了林间公路上。此处的景观和雷蒙德此前在伦敦时照片上看到的完全不同：“新修了几条通往森林的小路，附近的停车点似乎停了很多不错的新车，车上的人我从未见过，一个个板着面孔，盯着我们。”两名来接应的丹麦间谍紧张得准备应对苏联的追捕，一位乱入的芬兰妇女准备采蘑菇，看到这架势立马跑了。雷蒙德终于看到了两位在军情六处的同事，维罗妮卡趴在车窗上用口型问他几个人，他举了根手指表明一个。

　　原因当然还是克格勃的草台班子：因为害怕受罚，监视小组并没有第一时间上报，后面更是咬死奥列格是喝多了掉进河里淹死了，跟踪军情六处的小组没上报他们跟丢了一段时间；克格勃召回了奥列格的妻子莱拉，对她严加审讯，到后来审讯官员对她都产生了同情，没把她的出言不逊上报；克格勃还审讯了奥列格的其他家人和朋友，其中一位是他在丹麦站的前同事，这位前间谍认为奥列格精神崩溃随时有可能自杀。因此，克格勃花了一个月找奥列格（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