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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家河、正定、宁德……40多年来，从一个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到一个泱泱大国的最高领导人，习始终牵挂着贫困群众，关心和思考着扶贫工作。“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党的十八大以来，几乎走遍了我国最贫困的地区，把大量心血用在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上。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述他在不同地区、不同岗位上推进扶贫工作的历程。重温这些动人往事，我们会愈加感受到他那份大爱无疆、心系苍生的扶贫情结。

　　聂帅（）曾经流着泪说：“阜平不富，死不瞑目”。这件事是福建省委原书记项南告诉我的。聂帅的那句话感人至深，我一直铭记在心。项南从福建省委书记任上退下来后，当了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我当时是福州市委书记。他到福建来找我，希望我支持一下基金会。项南说，有一次他去看望聂帅，聂帅谈到了河北阜平的情况。阜平曾是晋察冀边区所在地，聂帅担任过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帅动情地说，老百姓保护了我们、养育了我们，我们打下了天下，是为老百姓打下的天下，阜平的乡亲们现在生活还没有明显改善，我于心不忍，一定要把老区的事情办好。所以，项南义不容辞当了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我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耳濡目染走过来的，工作过的很多地方都是老区，对老区的感情是很深厚的。我们对脱贫攻坚特别是老区脱贫致富，要有一种责任感、紧迫感，要带着感情做这项工作。

　　多年来，我一直在跟扶贫打交道，其实我就是从贫困窝子里走出来的。1969年初，我到延安农村插队当农民，还不到16岁。从北京一下子到那么穷的一个地方，感受确实很深。晚上黑灯瞎火，沿着那条沟亮着几盏煤油灯，真是“一灯如豆”。如果外出没有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的，搞不好就掉沟里了。那里土地很薄，没有什么肥，粪是挑上去的，都是点种，真是广种薄收啊。刚开始的时候，我工分才能评六分五。两三年后，我什么都学会了，成农村壮劳力了，才能拿10分。那时候，挑100多斤的担子，走10里山路，一点问题没有。这10个工分，也就值八九分钱。算下来，出一天工，买不了一盒羊群烟（上世纪70年代，宝鸡卷烟厂生产的一种最便宜的香烟），当时一盒羊群烟九分钱。

　　知青刚去时，还有些粮食供应，后来要靠自己劳动，跟老百姓一样，就挺紧张的了。当地老百姓经常说：“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正月里吃年饭，“宁穷一年不穷一日”嘛，但到三四月就没饭吃了。春耕时，家家户户都把唯一的粮食留给种地的壮劳力，婆姨带着孩子出去讨饭。当地人谁见了，只要有一口干粮，都掰一半给人家。当时，要饭现象是普遍的，有的大队还给出去要饭开证明。刚开始，知青脑子里都是概念化的东西，觉得要饭的都是不好的，不给他们吃的东西，有的还放狗去轰他们。当地农民就说，哎呀，这些北京娃“残”着咧！“残”的意思就是对人凶狠。后来，我们自己落到快去要饭的地步了，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主动帮着出去要饭的人开路条、开介绍信。那会儿，这些现象让我们心里大为触动，感觉农民怎么这么苦啊。

　　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工作，那时候生活条件很差。我带着全套上山下乡的东西和当兵时穿的衣服，到那儿连个宿舍都没有，就住在办公室里，两个板凳搭一个床板，铺盖也是自己带的。当年，正定比较贫穷落后。比如，农村“连茅圈”大量存在。“连茅圈”就是厕所和猪圈连在一起，很不卫生。我刚去时，石家庄地区正在集中整治“连茅圈”，所以印象很深。当时，正定是北方地区粮食亩产第一个“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县（1960年通过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从1956年到1967年，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以北地区增至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增至500斤，淮河、秦岭以南地区增至800斤。当时，黄河以北地区粮食亩产达到或超过上述3个目标，人们形象地称之为“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但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却成了一个“高产穷县”，搞“高征购”，老百姓吃不饱，还要到处找粮吃。

　　我在正定下乡调研时，经常要过滹沱河，作家梁斌的两部小说《红旗谱》《播火记》都写到过这条河。滹沱河北边有20个公社，南边有5个公社，从北边的公社到南边的公社，坐车去很远，要从石家庄绕过去。我都是骑着自行车去，到了滹沱河边，扛着自行车一步一步蹚过河。到了要去的公社，我就住在他们那儿。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招待所，公社书记把他的办公室、床铺让给我。当年的那种情景，我历历在目。虽然辛苦一点，但确实摸清了情况，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当县委书记以后，全县200多个村子我都走遍了。

　　当年去下党乡的情形，我记忆犹新。下党乡在寿宁县，从宁德到寿宁，坐车要一天才能到，都是盘山路。当地有“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的说法，形容行路之难，那还是到县城去，去乡镇就更不容易了。到下党乡，那真是披荆斩棘、跋山涉水。乡党委书记拿着柴刀在前面砍，我们每个人拿个竹竿，沿着河边走，他说这样走近一点。那个地方，由于过于偏僻难行，上面的干部很少去。地委书记我是第一个去的，县委书记是为了给我打前站才去的。老百姓说，“县衙”都没来过，“地府”就来了，他们把地委书记叫“地府”，也就是知府。一路上，隔上两三里，老百姓就自发在那儿摆摊，一桶一桶的清凉汤，都是用土药材做的，让我们消暑，真是“箪食壶浆，以迎红军”啊。虽然很累，但我很感动。

　　当时，下党乡落后到什么程度呢？老百姓吵架的豪言壮语就是，我还怕你啊，我连圩上都去过，意思是他赶过集、见过世面。那个地方也怕养肥猪，都是深山，抬不出来。老百姓没看过电影，放映队去放《上甘岭》，放完后就有人拿着筐去找子弹壳。我去的时候，下党乡党委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也没有休息的地方，乡党委就设在一个改造过的牛圈里。我们那么多人，就在桥上开会。福建有一种桥叫廊桥，很多活动都在桥上进行，祖宗牌位也放在那里。我去之前，他们把从家家户户借来的躺椅、凳子、桌子摆在那里，中间立一个简易的屏风，一边是开会区，一边是休息区。那样一个地方，你去了一次，人家记你几代。现在他们还会说，当年习书记到过下党乡。冯梦龙在寿宁当过知县，上任时路上走了半年。我们要学习这种精神，为官都想当舒服官，那还不如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呢。

　　那一次，我从银川到了同心，然后到了海原、固原、彭阳、泾源、西吉。当时，陪同我的自治区领导说，咱们到了西海固要注意饮水安全，因为那里的水是咸的，喝了以后会拉肚子。果然，跟我去的许多福建人，喝那里的水都拉肚子。那里确实穷啊，有的住窑洞，家里光溜溜的，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真是家徒四壁。有的一家人才两三条裤子。我到的有一户，在他们家转了一圈，最后看到窑洞顶上吊了一捆发菜，就这么个值钱的东西。他家里有点粮食，但不够吃，一点水是从很远的地方挑来的，人身上都脏乎乎的，没水洗啊。看到这些，我非常受触动。

　　那个年代，农村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吃“大锅饭”。但为了做好农村工作，要以实事求是为着眼点，否则什么事都很难干成。我做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后，也一直循着这条路。那时我刚满20岁，主要心思是让大家多打一点粮食，有几个零花钱。我带领乡亲们打了大口井，在沟川上搞一点水浇地。那里的地下水不深，打个五六米就出水，打大一点，可以提灌。再有，就是修淤地坝和搞梯田。天天晚上打着马灯夜战。在冰上干活，开始乡亲们不敢下，我光着脚站在冰上，把冰凿掉，然后垫土，后来乡亲们跟着我一起干。我把村里3个在外面当铁匠的能人请回来，办了个铁业社，打铁就有收入啊，搞一点钱才能办事。

　　陕西省的第一口沼气池，是我带着搞的。1974年1月，《人民日报》刊登了四川一些地方发展沼气的报道。我刚当大队党支部书记，看到报道后就想，四川可以搞，陕北能不能搞？经县里批准，我与县里派的其他三个人去四川考察。回来后，我指挥村里几个石匠凿石头建沼气池。刚开始，一直不产气，但有水泡往上冒，说明下面有气。我想是不是堵了啊？就拿铁钎子去捅，一捅那个粪喷了我一脸，但沼气出来了，一点就着。我们向上面报喜，地区、县里都很重视，又组织了一个延安地区沼气学习团，正式去四川学习。四川省派了两辆小吉普，带我们走了七八个县，一路学过去。后来，沼气在整个延川推开了，陕西沼气化现场会就是在延川县梁家河等村开的。

　　正定农业基础条件很好，但因为是单一经营，还有“高征购”问题，所以成了“高产穷县”，急需解放思想。我和县委一班人一起向上级反映，争取核减正定的征购粮指标，得到上级支持。正定那时搞的是纯农业，我考虑正定离石家庄很近，就提出搞多种经营，发展“半城郊型”经济。县里成立了多种经营办公室，我是县委副书记兼办公室主任。搞得好的是滹沱河南边的5个公社，一到早晨很多人骑自行车去石家庄打工。石家庄市场上，蔬菜是正定产的，卖扫帚、卖简易家具的是正定的，看锅炉房、看门的也是正定的。后来又搞旅游兴县，建了荣国府。养奶牛也是那时开始的，我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去买过牛，黑白花牛（原产于荷兰等国，因身上黑白花斑相间而得名）最好，但价格太贵了，我们买的是三河牛（我国培育的第一个乳肉兼用牛种，因集中分布在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右旗三河地区而得名），价格便宜一半。

　　“连家船”上的渔民终生漂泊在水上，世代以小木船为家，居无定所，是一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特殊贫困群体。我印象很深的是，那些渔船大都是破败不堪的，没有电、没有水，低矮、昏暗、潮湿，一家几代人都住在里面。“一条破船挂破网，祖宗三代共一船，捕来鱼虾换糠菜，上漏下漏度时光”，说的就是他们的生活。有的渔民连船都没有了，只好在岸上用油毛毡、编织袋搭一个窝棚，夏热冬寒，难挡风雨，还不如黄土高原上的农民住的窑洞。因为常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渔民们普遍身材矮小、两腿内弯，生活的贫困加上社会的歧视，使他们怀有很强的自卑心理。看到他们这种处境，我心里感到很不安，就想决不能让乡亲们再漂泊下去了。

　　1997年，我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时，省政协提供了一份调研报告，反映闽东不少村民仍住在茅草屋里，生存状态很差。我看了更加受到触动，就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还带队到闽东沿海、山区进行了专题调研。回来后，我给省委写了报告，建议尽快解决“茅草屋”和“连家船”问题。省里十分重视，把“连家船民搬迁上岸”“茅草房改造搬迁”都纳入了为民办实事项目，出台一系列政策，帮助他们解决搬迁、就业等问题。1998年底，我还在福安主持召开了“连家船民”上岸定居现场会。当时我说，古人尚且讲“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我们人看到群众生活如此困苦，更应感到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没有“连家船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小康。这件事非做好不可，要让所有的“连家船民”都能跟上全省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实实在在地过上幸福生活。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到21世纪初，“连家船”“茅草屋”现象在福建基本都消灭了，数万人告别了风雨飘摇的生活，过上了安稳日子。

　　对口帮扶搞什么好？跟宁夏的商量，我印象很深的有几件事。第一个是搞井窖。窖是存水的，把雨水收集起来，喝的是这个水，浇地也用这个水。打井、建水窖帮了西海固很多人。再一个是坡改梯。生活设施上抓井窖工程，生产上抓坡地改梯田。还有一个是发展马铃薯产业。我动员福建、宁夏的农科系统研究土豆脱毒技术。在西吉县，通过发展马铃薯产业，当年人均增收三百块钱。土豆种出来后，收购、加工都是福建的厂子做，全部加工成阿尔法淀粉，供应给福建、广东的水产专业户。因为养鳗鱼需要饲料，而饲料要用阿尔法淀粉做粘结剂，喂鱼时才不会散掉。

　　我去了不多久，国家开始整顿经济过热。我给大家说，我来不是烧“三把火”的，而是来泼“三盆水”的。再有，我也不是三头六臂，不可能把厦门的优惠政策转到宁德。我们不要想干一夜暴富的事情，也没那个条件，但我们不能输在精神上，人穷志不穷。我给宁德的定位就是弱鸟先飞、滴水穿石、不耻落后。只要锲而不舍，最后总能够旧貌换新颜。到宁德后，我到省里开会，总是坐第一排，争着第一个发言。扶贫扶志，贫困地区缺“精气神”不行。我在宁德的一些讲话，后来编成一本书叫《摆脱贫困》，就是为了从精神上或者说指导思想上解决问题。

　　上次到湘西十八洞村视察，我感触很深。爬那个山爬了好远，好不容易才到那里。去了以后，一个老太太见了我问，请问你贵姓，你是哪里来的？她不认识我，因为那儿比较偏远，她不看电视，文化也不够。后来，全村乡亲都来了，我一看，人不多，全是“996138”部队，也就是老人、孩子、妇女，青壮年都到城里打工去了。这个地方这么偏僻，又是一些老人和儿童，搞什么大事业啊？根本搞不起来。我说，还是给你们搞“几条腿”来吧——一户养几头黑猪、一头黄牛，再养几只山羊，这总能办得成。老太太、老大爷听了很高兴，说我就要这个。

　　党的十八大后，我到一些贫困地区就要看真贫，如河北阜平、湖南花垣、甘肃东乡，都是最贫困的。他们怎么致富？个别地方扶贫有时思路不对，好像扶贫都要搞一些工业项目。在深山老林里搞工业项目，没人才，没市场，成本又高，不容易发展起来。扶贫要实打实解决问题。首先，要为下一代着想，让孩子们上学，教育不能落后了。其次，一些基本公共设施要保障，像路、水、电之类的，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再有，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根据他们的条件和能力，教他们“打鱼”的本领。如果是一些老大爷、老太太，就养几只鸡、鸭、羊，给他们选优良品种，教他们科学喂养，给一些扶持资金，这样一年收入有几千块，也可以脱贫。对年轻人，主要是找就业的路子，搞一些培训，引导他们外出打工。对搞种养的人，就帮他们提高产品附加值。

　　1999年，我当了福建省代省长后去了一趟古田。古田镇位于上杭县，是中央苏区。上杭是将军县，光才溪乡就有“九军十八师”之说，解放后授衔时出了9位军长、18位师长。我在古田碰到一位老将军，叫王直（曾任福州军区副政委），他是才溪乡人，是电影《英雄儿女》里政委的原型之一。他说，有一次回来的路上，进入古田镇前路被堵住了。为什么呢？正赶上有一个纪念活动，回来的人很多，都是古田镇在外面做生意的小老板，开的多是奔驰、宝马。有人说，这些家伙坐这么好的车，还把路给堵了。老将军批评他说，你不要骂，我们当年闹革命，不就是想看着乡亲们好起来、富起来吗？他们的生活条件好于我们了，我们应该为他们感到高兴。这种思想感情确实很真挚，体现了我们党的宗旨。改变贫困地区面貌，实现革命先烈的理想，是我们的历史责任。